王莽的货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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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一样的货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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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中，13年中进行了5次大规模货币改革，其前7年中就有4次。王莽对于改变币制的执念，简直到了神经病的程度。

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朝境内开始使用五铢钱作为唯一的货币。这种货币一用就是740年，直到唐朝才被废止，被称为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

五铢钱

不过，西汉末年的货币制度也有改革的必要。从经济上看，自昭帝以后，官方五铢钱铸造就偷工减料，越铸越轻，引起私铸货币的增多，从而导致货币贬值；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铁律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货币危机。而从政治上看，王莽建立新朝，急于推行“去汉化”措施，那么发行新朝自己的货币以取代汉朝的旧货币，本身不是不可以。

但问题是，王莽的货币改革，毫无章法，犹如他本人的状态一样，越来越陷入癫狂状态。

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王莽进行了第一次货币改革。

他以周朝的钱为蓝本，增铸了三种新货币：价值5000钱的错刀、价值500钱的栔刀（《汉书》误作“契刀”）和价值50钱的大泉（《汉书》误作“大钱”）。这三种货币的发行量极大，尤其是大泉五十，到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仍然不断在关中地区出土。

“一刀平五千”的错刀

新货币加上五铢钱，一共是四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这完全违背了货币由复杂趋向简单、由繁多趋向统一的规律。而即便是同一种货币，居然也是大小不一，字体各异。

更为要命的是，这些货币的实际重量与面值严重不符。比如大泉五十，据《汉书》记载重12铢，面值却为50钱，也就是说大泉实际只值2枚多一点的五铢钱，却被人为规定值50枚；而据考古实物，大泉的重量甚至不到12铢，竟然跟五铢钱差不多！

大泉五十

实际上，五铢钱好不容易才将货币的实际价值与面额上的名义价值相统一，到了王莽这里，历史又倒退回去了。其后果只能有二：一是私铸成风，二是通货膨胀。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春，王莽在即位不久就发起了第二次货币改革，这次变动甚至在王田制改革之前，其急切之心可见。

王莽之所以这么着急改革币制，就和改革币制的理由本身一样，让人忍俊不止：“刘”的繁体字（劉）由“卯、金、刀”组成，错刀、栔刀都带个“刀”字，这让王莽觉得非常郁闷——他要废除与汉朝有关的一切。

于是，王莽下诏，表白了自己这种可笑的心思，宣布废除错刀和栔刀，连带着把汉朝的货币五铢钱也给废了。与此同时，又发行了新货币，径六分、重一铢的小钱，称为“小泉直一”（《汉书》误作“小钱”），与大泉五十同时流通。

后来，王莽又下令禁止百姓采铜和烧炭，以杜绝私铸钱币；又派人到地方上去铸造新币。然而，新货币还是流通不下去。

始建国二年十二月（公元11年1月），王莽推行了空前绝后的“宝货五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批货币，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五物即指金、银、铜、龟、贝五种货币材料；六名指金货（黄金）、银货（白银）、龟货、贝货、泉货（包括正在使用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布货（泉、布皆为铜制）六种货币；每种货币又因形状、币制不同而细分，总共有28个品种。

这28种货币是《汉书》中记载下来的，而据陈直《汉书新证》所说，从出土文物来看，当时可能还有如“新币十一铢”这种货币未被记录下来的货币在流通使用中。且不要说这些货币换算起来极端麻烦，光是名目就足以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货币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从实物到金属直到贵金属。王莽把龟、贝这种早被淘汰的“上古神器”搬出来当货币，足见他的拘古、天真与无知。

但这里不得不说，废除金属，恢复龟贝，并不是王莽拍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这也是西汉以来很多儒生的梦想——没错，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梦想。远如景帝时的晁错，近如元帝时的贡禹，他们都有这样的主张。甚至哀帝时，师丹还支持了废除金属、恢复龟贝的奏章。

在不了解经济规矩的古人看来，金属货币也是造成豪强兼并、贫富分化的罪魁祸首之一。今人看来，这就好像堵车的要毁公路、加班的要砸电脑一样荒唐。

王莽以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样一个梦想是多么可怕的噩梦。这样复杂的币制，恐怕连他自己都未必搞得明白。

货币崩溃了，老百姓也崩溃了，整个市场都跟着崩溃了，接下来要崩溃的就是王莽了。

他也认识到“宝货五品”无法使用，于是赶忙下诏，一方面废止了龟货、贝货和布货，只使用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另一方面严禁私铸货币，违法者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

频繁的货币改变，导致了市场的混乱。王莽的大泉与小泉本身就不好用，三次货币改革更使政府信誉几乎降到冰点。人们私底下索性还是用五铢钱，更有甚者传言大泉也要作废了。

五铢钱，这个货币领域的“汉遗”在王莽看来是比“宝货五品”更噩梦的噩梦。王莽当即下诏：携带五铢钱、谣言大泉要作废的，流放边疆。“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王莽即位的第二年，很多人就已经过不下去了。

被逼无奈的老百姓为了生存，宁可触犯法律也要私铸钱币，因此而被抓的人不可胜数。到了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由于盗铸私钱的人太多了，以至于王莽不得不宣布废除禁止采铜烧炭的法令。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宣布了新的货币政策。

这次改革规定：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全部废除；发行两种新的货币——货布和货泉。货泉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五铢钱，重五铢，值1钱；货布则是新货币，重25铢，值25钱。又规定，大泉使用日久，因此六年后才正式废除，在这六年里，大泉的面值与货泉一样，都是1钱。

货布

这第四次货币改革，实际上是王莽对过去三次改革的彻底否认，有渐渐回归五铢钱制的倾向，这是开始适应了人民的使用习惯和社会现实；而且，提高了货币的含铜量，并大大降低了两种新货币间的比值，货币的真实价值也开始想货币价值回归，这是开始尊重客观规律；而大泉的废止，也不再是昼夜令行，而是给人们一个缓冲时间，这是开始讲究改革方法。

三个开始，可以看到王莽在折腾之后的疲惫与无奈。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新发行的货布的面额仍然是实际价值的五倍；三种货币的局面和始建国元年没有多大区别。

跟五铢钱没什么差别的货泉

7年之间四次货币改革，政府的金融信誉几乎崩溃，人民成批破产，监狱里人满为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但是王莽为何如此癫狂地改革币制？

一种解释是，王莽通过货币改革，乘机夺取民间的财产。这样的解释并非全无道理。居摄元年第一次改革时，正值征伐西羌之际；始建国二年第三次改革时，正当准备兴兵讨伐匈奴；天凤元年第四次改革时，全年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闹灾，北方匈奴寇边，西南蛮夷尽反。四次改革中，三次都发生在钱粮告紧之际，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王莽改变币制的动机。

可是观其货币制度，尤其是横空出世的“宝货五品”，又不得不使我们相信，王莽于货币金融方面的知识近乎于零，这是一个对货币规律毫无常识的人，主导的一场荒诞而闹腾的悲剧。

根据第四次货币改革的规定，王莽应该在地皇元年（公元20年）还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货币改革。这次改革的内容是彻底废除了大泉五十，距离彻底恢复五铢钱制度只差一步了。可是此时的新朝已经风雨飘摇了，它只剩下三年的时间了。

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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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田、私属、经济的乱象，并没有影响王莽做皇帝的心情，更没有影响王莽追求儒林风雅的激情。在王莽身上，担负这数代汉儒的梦想。这些梦想，有些关乎国民生计，而有些，却纯粹只是文字游戏。

王莽是《礼经》的专家，对《礼》的专研，远远要深于他所擅长的符命。因为西汉的儒生认为儒家经典的语句是具有神圣性和神力的，必须按照儒家经典的描述来铺排世界，所以王莽特别重视形式，《礼》方面的学养则让他大有用武之地。

儒家经典如《周礼》等，语句被视为有神圣力量

在王莽看来，一个美好的形式是太平盛世不可或缺的构件。

如果你不能理解王莽的心愿，不如做这样一个梦：请你想象有这样一个地方，用翡翠砌成玉墙，用雪松搭起房梁，以白露勾画成瓦，以珐琅点缀成华，草原做地毯，湖池做浴塘，这儿吟太白仙风，那儿书草圣道骨，题以洞天，绘以三岛，天为穹庐，地为藤榻……

王莽当然对寻仙访道不感兴趣，但是如果把洞天福地、三岛十洲换成了明堂辟雍、郊祭礼台，把李白的诗换成六艺之说，把张旭的字换成儒家经卷，那，就是王莽做的一个梦。

儒家经典的文字，曾被王莽绘制成一幅巨大无比的图画，现在，是让这幅图画变成现实的时候了——王莽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改名运动。

王莽首先更改了官。他将汉朝原有的官职改名，比如大司农改叫纳言，太常改叫秩宗，太守改叫大尹、卒正或连率，县令长改叫宰。

但王莽表面上的改名，实际上还包含着改“制”，直接涉及到具体的制度内容。王莽引经据典，设立了很多新官，比如《尚书·洪范》中有“敬用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之文，于是设置了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五大夫。

总之，从中央僚属到基层官员，从官职到爵位，王莽无所不改。结果官名已经极其复杂了，新老机构又并存，职能叠床架屋，繁琐至极。

与此同时，王莽对地名也动了改变的心思，这将成为变动最大、影响最深的改名政策；并且，伴随着名字的改动，行政区划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些改动中，对别人影响最小的应该是首都宫殿、城门的改名，因为毕竟涉及的范围有限。可是，王莽并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而是要把天下所有的地名都翻新。

王莽将地方行政层级由西汉的郡、县两级变为州、部、郡、县四级，除了将西汉末年逐渐实体化的刺史部/州正式变为一级行政单位后，又在州和郡之间增加了部，这种肆意增加行政层级的做法，必然会增加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沟通成本，从而严重影响政府行政效率。

京畿州郡被王莽改名成什么了

王莽对于地名随意更改，同时更改行政区划。比如他先是根据《尚书·尧典》改西汉十三刺史部为十二州，既而又根据《禹贡》改为九州；西汉的旧有郡名几乎全部更改，县名也多数改变，把一个郡的原有属县拆得支离破碎，这在新朝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而在新朝更正常的事情是：这些地名总是在变，区划也总是在变，甚至到了一年改五次的地步。

当时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弄不清楚这些地名，连当官的都不甚了了。县宰不知道自己宰的是哪个县，卒正不知道哪个县归自己管，这种事情在当时根本就不是怪事，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王莽的改名，引经据典，将儒家经典变成立体的国家基本设置。他以为，这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有一种审美上的美感；而且经典的神力能够帮他度过困境，巩固他的统治。

平心而论，历史上的新王朝改官名、改地名的也不少，尤其是那个以女主君临天下、同为异数的大周皇帝武曌（武则天）；而根据需要对官制、爵位、行政区划做出适当的调整则更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王莽的改名运动规模太大，频率太繁，而这些改动竟又不是建立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上。结果，这些莫名其妙的改动，只能为王莽的统治徒增混乱，使得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改制，彻底失去了有机而稳定的决策与执行基础。

这就好像一个人身患重病，下药已经非常困难。而医生却要平白无故打断他的四肢再重新接上，麻痹他的神经再重新刺激。这个人就算之前没有病入膏肓，此时也多半被折腾得快要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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