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翠自古以来以其深邃晶莹的质地和灵秀之气著称于世,被誉为"东方绿宝石",蕴含着神秘的东方文化。令人惊讶的是,这么美丽的宝石居然是一种舶来品。全球95%以上的真正意义上的翡翠产自缅甸,其中优质翡翠几乎全部来自缅甸。翡翠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而在清代达到了巅峰。以下为清代翡翠首饰作品~
但是看官们可曾知道,有着神秘东方色彩的翡翠是何时悄然走入西方世界,又完美的融入西方的设计理念,并成为全球所公认的东方瑰宝呢~
说起翡翠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便不得不提到一个词,那就是装饰艺术。
2015年,苏富比香港秋拍中,一枚来自卡地亚的装饰艺术风格翡翠胸针,以728万港币的天价成交,创下该类珠宝的拍卖记录,成为该场拍卖的高光之一!
该枚胸针创作于1927年,铂金基座中镶嵌一寸见方的满绿翡翠雕花片料,其上镂雕游园题材的山水花鸟,极具东方古典韵味。其实在清末至建国后的创汇时期,此类风格设计比比皆是。这枚胸针之所以能拍出如此天价,除此本身的价值外,更多是因为它见证了风格变迁的“历史溢价”和“艺术溢价”。
宝诗龙装饰艺术风格胸针 20世纪二十年代
20世纪初新艺术风格珠宝,以擅长融合古典异域装饰元素,崇尚自由、自然的精神为特征;而后艺术家们又将珠宝中短暂出现的集体形象提炼抽离,穿插东方风情。20年代,装饰风格的雏形出现,这种风格的珠宝中常出现几何图形,线条洗练冷峻,东方技艺和元素在其中被大量运用。
翡翠花片胸针 创作于1913年
192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后,装饰艺术风格美学传播至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一时期,正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人们沉溺于享乐和放纵的“爵士时代”。
无独有偶,各大拍卖行成交的翡翠花片珠宝过半都带有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而这类珠宝多由当时的西方名流贵胄将主石送至各大工坊设计定制,可见翡翠并非仅仅受到东方人的追捧和钟爱。
来自东方的“绿色石头”借由其上雕刻的花鸟园林勾勒出西方上流社会对异国富庶生活的憧憬,并因此而走俏。同时随着清朝的没落,无数宫内秘宝被变卖,其中便包括了一系列品质绝佳的翡翠饰物。
以卡地亚为首的老牌珠宝商窥见商机,辗转以高价求购诸多昔日满清贵族的珍藏。
芭芭拉.赫顿无疑是这些清廷旧珍最忠实的“粉丝”,她最有名的这条翡翠珠链,便是由卡地亚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设计制作,其上的红宝石镶钻扣头以及与之配套的翡翠戒指,都极具装饰艺术风格。
据传,该项链为远渡重洋的清末遗珍,经过重新的抛光设计,加入充满现代感的装饰艺术风格红宝石镶钻扣头后,换发新生,整体呈现出洗练雍容的气度。后,芭芭拉.赫顿又为了与之配套定做了同样满绿的翡翠戒指,翡翠周围同样镶嵌以红宝石,与珠链相得益彰。
时隔多年后,2019年的保利香港春拍中,压轴的便是一套同样由卡地亚设计制作的“老坑”翡翠珠链。其细节处充满极具辨识度的装饰艺术风格元素,除钻石点缀外,还采用了朱红色的珊瑚进行装饰,这样充满东方韵味的色彩碰撞是当时最流行的美学配置。
西方国家通过在这莹润的绿色石头上赋予充满现代感的设计,表达对神秘遥远东方的向往,而同时期东方翡翠收藏爱好者,也在其中助推了一把。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印尼华侨富商“糖王”黄仲涵的次女黄蕙兰,被大众称为“远东最美丽珍珠”的她,受父亲影响,非常热衷于收藏翡翠珠宝。
不过,与更倾向于传统审美的父亲不同,在西方艺术氛围中浸淫多年的黄蕙兰更习惯将珍藏的清廷翡翠旧珍交给诸如卡地亚这样的西方品牌,重新赋予其具有现代工业气息的美学内核——装饰艺术!
黄蕙兰珍藏的装饰艺术风格翡翠香水瓶(瓶盖采用黄金制作,镶嵌弧面切割蓝宝石,绘有蓝色和黑色珐琅。)
卡地亚独特的创作视角和精湛的制作工艺令黄蕙兰感到非常满意。但如黄蕙兰一般地位显赫的名门淑媛,并不满足于将细腻婉约的翡翠花片仅仅镶嵌在可日常佩戴的胸针或吊坠上,她们渴望梳妆盒、手包乃至烟盒上也能充盈盎然翠色。第一笔这样的订单属于何人已不可考,但此后各大老牌珠宝工坊纷纷效仿,持重保守的东方之绿再次点亮爵士时代的派对精神。
随着四十年代全球经济萧条,倡导自由与享乐的爵士时代几近销声匿迹,直到蓬勃兴起的解放思潮和迪斯科轰炸出了百花齐放的审美新局面。装饰艺术风格也被有识之士再度拾起,在更加个性化的视角下为翡翠珠宝作品注入经典的基因。
翡翠的魅力不仅仅征服了中国人,也俘获了很多外国人的芳心。同样的翡翠,习惯了东方视角下的环佩叮当、山水人物,再看这西方视角下制作的翡翠首饰,虽然风格迥异但也特色鲜明,令人耳目一新~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与碰撞,未来的翡翠设计风格无疑将更加多姿多彩,令人倍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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