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雕艺术家王俊懿先生艺术珍品在澳门珠宝展出

惊艳！大师用百万翡翠原料雕出价值千万的顶级作品

王俊懿，年生于桂林，当代翡翠艺术家，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亚洲珠宝工艺美术大师。

少时天资聪颖，独钟艺术。及长，见前辈操铊琢磨，璞石焕然璀璨，遂发愿琢翠玉以为人生。经十余载潜心用力，琢玉一艺渐臻佳境。

翡翠雕琢，今人无不接踵清人之法，专宠翠绿，正所谓“谈美玉之乐者，未必得美玉之真趣” 。王俊懿制玉以遵循“感悟天意，天人合一”创作之思想，先去其糟粕，保其精华之后，以艺术思想与原石完美结合为宗旨。

良材善用，别有会心地依据翡翠天然肌理及皮色，使之细腻入微地还原其形态，更记载深度思想，创作出色象错天，雅俗共赏之精品。

高手制艺，当要之则是独辟蹊径。王俊懿多年前创新开发的墨翠系列、红翡系列、三彩系列都独具魅力，奏刃雕琢一如樵墨构画，使之深具自然神秘的逼真，又有一种文人水墨的清雅。

04年潜心感悟开创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新艺术概念---金玉结合，以不同金属与玉完美融合形成整件作品，将传统底座升华至艺术高度；

此系列代表作“化蝶”“白度母”“极乐”等都首开先河地将千年制玉工艺真正拓展到国际艺术领域，以震撼视觉及深长艺术思想感动世人！

三项桂冠于一身：04 年 王俊懿中国当代玉雕最权威奖〖天工奖〗――〖仙螺王〗获金奖、〖傲龙出海〗 获最佳创意奖

06 年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称号，成为最年轻的国家级玉雕大师；08 年 〖亚洲珠宝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04 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个人艺术展，此展为该院历史上首次个人玉雕艺术展；04 年 王俊懿先生艺术珍品在王府半岛酒店展出，迎接中法文化年法国贵族访华团；

05 年 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特邀王俊懿先生合作，首次以介绍艺术家形式拍卖其作品，并全部高于参考价数倍拍出，打破了翡翠历来以原料贵贱定价值的惯例；08 年 翡翠艺术作品〖生生不息〗成为翰海秋季拍卖会封面拍品，金融危机下以高出估价两倍成交；

09 年 王俊懿先生艺术珍品应京城历史最悠久的北京饭店之邀于文化长廊展出，迎接两会港澳代表；09 年 王俊懿先生及其作品受日本平和堂力邀于东京〖纲井会所〗展出，成为首位在日本贵族会所作展的翡翠艺术家；

年 王俊懿先生耗时两年，从玉生涯年力作《无量寿佛--万寿延绵》完成；年王俊懿先生艺术珍品在北京珠宝展展出；年王俊懿先生受邀前往澳门珠宝展展出。

王俊懿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全面复兴的时代，这也是文化艺术发展进步的最好时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各门艺术的兴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和基础。能为中国玉雕艺术这个传承了几千年的“国粹”出力，是我毕生的追求。”

王俊懿创作理念更不受传统制玉的束缚，巧妙构思，传承中华传统玉文化同时，着重艺术内涵，融“古今中外”四大元素。开创出了深具时代张力的艺术风格！

加拿大四大国宝是什？

包括：国宴御用PURNATUR纯枫糖浆、云岭金牌橡木冰酒、黄金食用油SunCrop芥花菜子油、Clearwater鲜活龙虾

“四大国宝”传奇：数十位大师耗费8年心血 用国库秘藏翡翠制成

“四大国宝”传奇：数十位大师耗费8年心血 用国库秘藏翡翠制成

《岱岳奇观》 主创者：王树森、陈长海、张志平

《群芳揽胜》主创者：高祥

《含香聚瑞》主创者：蔚长海

《四海腾欢》 主创者：郭石林

更神奇的是，这“四大国宝”，都出自同一块翡翠原石——“卅二万种”。这块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消失多年，却又突然现世，经周恩来多次指示才保存下来。

2006年以来，这四件宝物藏于库中，极少展览，但关于它们的传说却越传越邪乎。其实，不用添油加醋，“卅二万种”的故事也堪称传奇。

“小诸葛”寻玉

1980年6月5日，《北京晚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则“寻玉启事”——《宝玉何在》。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贾宝玉，而是一块叫作“卅二万种”的石头。文章向社会呼吁，请知情者提供线索，让这块被老艺人王树森念念不忘的宝玉，早日重见天日。

那时的《北京晚报》一天只有四个版面，能在头版用四分之一版面来寻玉，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这篇文章能够见报，全赖王树森的一哭。

王树森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13岁随父学艺，20多岁已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解放初，京城玉雕行业群星闪耀，频出绝活。四位有名人物，即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也被称为“四怪”，意为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

他们还都有绰号，潘秉衡因从不攒钱，总是借钱生活被称为“臭要饭的”，何荣因打着瞌睡都能设计作品被称为“马马虎虎”，刘德瀛因训徒严厉、为人倔强被称作“小辣椒”，王树森因生性聪慧且脑袋似斗被称为“大脑袋”或“小诸葛”。

“十年动乱”后，“二怪”离世，“一怪”瘫倒，只有王树森还能继续工作。他在歇手十多年后，做了两件翠活，一件获全国“金杯奖”；另一件“群仙祝寿”高翠玉佩，只有一个半火柴盒大，在香港卖了180万元人民币。

此事在玉器行业中传为美谈，但王树森却并未挂心，反而常常带着遗憾的心情对徒弟们说：“有块宝石，叫‘卅二万种’，如能找到，做出珍品，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你们给我到处问问，找找。”

“卅二万种”究竟何等模样，不但谁都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叫徒弟们到哪儿去问？何处去找？

1980年，北京市人大开会，已63岁的王树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卅二万种”。他说：“国家百废待兴，玉雕行艺人也要报效祖国，我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施展才艺，希望寻找那块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说到动情之处，王树森声泪俱下。

这一哭，有磨玉人的辛酸。20世纪30年代，是玉雕的鼎盛时期，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京味作家刘一达《故都子民》的原型，就来源于对刘德瀛、王树森“二怪”的采访。书中讲述了磨玉人被权贵欺压，一对玉碗搭进几条人命的故事。解放初，北京玉器厂作为经济封锁中的创汇大户，曾辉煌一时，有2000多人从业，艺术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可好日子没多久，偏又赶上“文革”。

这一哭，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年轻时，王树森技艺未熟，“卅二万种”再好，也不敢接活儿。如今他的技艺炉火纯青，手底下高徒辈出，却奇石难觅，“文革”中压抑已久的才情无处施展。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把老艺人这一哭搁在了心上。一天，他碰到《北京晚报》记者王增翔，就用手比划着十二英吋的电视机的大小说：“三十年了，这块玉都没见天日。老艺人想把它找到，琢成珍品，这个建议很好，但对我们来说是大海捞针，你是记者，你给想想办法。”

王增翔当下去找王树森，让他诧异的是，这位玉器行里的宗师级人物，个头不高，咖啡色脸庞，上边深深地印着皱纹，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朴的老农。

王树森之所以对那块叫“卅二万种”的美玉日思夜想，原来大有渊源：

14岁那年，他去街上买磨玉的砂子，看见一个作坊在做活儿，那玉料块头不小，冰种，菠叶绿，水头足，无绺裂。如此成色和质地，加上体量之大，是他未曾见过的。

正在干活的工匠说：“小兄弟，没见过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要是让你看看几百斤的大料，肯定吓死你，那才真的是惊世绝品呢。”

王树森将信将疑：“还有一块更大的料？”工匠说：“对。听说在那大料上还标有‘卅二万种’几个字，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卅二万种”。

解放初，文化部召集老艺人座谈，王树森又提起“卅二万种”来。云南的一位老艺人说：某行家曾在“卅二万种”的一角喷洒火酒，点火燃烧，再泼上冷水一激，发现翡翠的深处透出一泓“水地”，色泽深绿，犹如雨后的冬青春叶，鲜润娇嫩，品第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其价值无法估计。遗憾的是这位老艺人也是道听途说，自己并未目睹“卅二万种”的风采。

不过，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运到上海，因为要价太高，很长时间难以出手，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一次偶然的“邂逅”，让王树森觉得自己几乎是找到了“卅二万种”，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

1955年的某天夜里，一位不相识的人拐弯抹角托关系找到王树森，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在东单北大街遂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他见到一块200多公斤的高翠原石，从切割面看，材质细密，晶莹灵透，翠色浓艳，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种水均属上乘。王树森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卅二万种”？

但是，他仔细察看石料的每一处，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都未发现有“卅二万种”的标记。

他问请他来的人：“这是哪里来的料？”对方三十岁不到，却显得老成持重，只答道：“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

王树森不便再问，但世间既然能有遂安伯胡同那样的美玉，为何不会有“卅二万种”？他信心满满地认为，新中国公私合营，玉器作坊也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卅二万种”作为玉器原料，很可能会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25年过去，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未听到任何音讯。岁月匆匆，人之老矣，寻找“卅二万种”甚至成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

磨玉人对玉的痴迷，感染了记者，于是便有了《宝玉何在》一文。然而，记者心里也觉得渺茫，不知道老艺人何时才能得偿所愿。

最大的一块翡翠原石

守玉人现身

寻玉启事登报才4天，北京玉器厂厂长室就来了位50岁开外，干部装束的客人。他掏出介绍信，说是来提供宝石下落的。王树森和他照面时，不由一愣。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白的壮年，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25年前遂安伯胡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王树森欣喜若狂，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宝石呢？”来访干部笑眯眯地说：“王老先生，翠宝安妥！”

原来，这位干部叫翟维礼，是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的处长。

1955年，上海某军用仓库清查库存物资时，在一个角落，翻腾出来四块石头。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名贵的翡翠。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翡翠上还有一个特殊标记：“卅二万种”。发现翡翠之事上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很重视，马上报告国务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报告，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他当即批示：将翡翠转运北京。

1955年4月23日，翟维礼接到指示：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去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14次列车。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要把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领导郑重叮嘱：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务必严格保密。

24日清晨，翟维礼和他带的人登上了指定车皮，偌大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全封闭的车厢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原来，为了做到寸步不离，押运人员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

翟维礼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运到了指定地点——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

为了与其他物品隔绝，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指示，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有人专职看守，没有国务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

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块，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见面的那一幕。

“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上，并没有‘卅二万种’的标记呀。”王树森问出许久以来的疑问，翟维礼笑道：“‘卅二万种’不是每块上都有标记，你看过的那块上就没有。”王树森吃惊：“怎么，‘卅二万种’不是一块石头，是两块？”翟维礼说：“还不止两块，是这个数！”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啊！王树森又惊又喜，如此宝玉竟然有四块。

宝玉最危险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抄家扫“四旧”，翟维礼担心，虽说保存在军用仓库，一般情况下红卫兵难以进入，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让他没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他让秘书传话，一定要有预案。

经过秘密侦查，翟维礼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拟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并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就这样，“卅二万种”被运出北京，仍像上次那样，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

原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几年之后，有关人员发现，附近的山头上有些黑影来回走动，形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种种迹象提示，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北京的情况好转了许多，于是“卅二万种”又回了北京的“故地”。

有关周总理关注巨翠、巨翠辗转于河南、北京两地之间的情景，在北京颐和园办公室主任、作家徐凤桐的《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一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现在有些微信公众号上，信口开河，说这块翡翠一直藏在山洞，显然是从河南这段经历中杜撰出来的。

整整25年的守玉岁月，翟维礼已经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屡经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由他负责看管。眼看自己快退休了，这块玉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过去，总理让我守着这块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让我请示哪位领导去？”

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直属储备处翟维礼的介绍信。

“86工程”

“卅二万种”有了音信，“神秘人物”的身份也得以确认，可是该怎么将这块宝玉从仓库里请出来呢？

1980年8月2日，《北京晚报》刊发《宝玉完好无损 艺人愿献技艺》一文。王树森通过报道呼吁，希望尽早见到宝玉，并愿意竭尽全力，把它琢成传世之作。

同时，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也逐级呈报，申请用翠材制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报告文件到了国务院，万里、张劲夫等几位副总理签署、批准此议，并指示轻工业部全权负责。

又经过层层审批，直到秋天，王树森才第一次走进了那间“库中之库”。在几只大灯的照射下，四块石头呈现在人们眼前，最小的一块重77.8公斤，最大的一块用桔红色的漆标着重量：363.8公斤。它们块大、绿多、地子灵、水头足，还有一块宝石上赫然写着几个黑色小字：“卅二万种”！

数十年的追寻终成正果，王树森俯下身，面颊紧紧贴着标有“卅二万种”汉字的那块石料，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

此后，轻工部用红头文件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因该任务拟定于1986年完成，故有“86工程”之称。

为什么这四块翠材会牵动了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其是国家资产并存于国库，如果想动用它必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且，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几块玉要雕成国宝由国家珍藏而不是外贸产品，因而是国家工程。

将制作大型翡翠工艺品列为国家工程，这不仅在新中国，在历朝历代也是头一遭。

晚清以前，翡翠在中国的玉文化中并不显山露水。云南督府曾将翡翠贡进内廷，但乾隆帝对雕工不甚满意，大多都被驳回而未收留。慈禧当政后，因为其喜爱翡翠首饰，才带动了当时的流行风潮，使得价钱水涨船高。比如，宫里曾为慈禧太后造翡翠镯子、耳挖勺、钳子等4种17件器物，共耗银39994两，每件合2352.59两，在当时来说可谓天价。

玉器史上堪称“国家工程”的遗存，并不多见。从元朝的《渎山大玉海》（1265）至清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1788），相隔了523年，才出了几件敕造的大型玉器，无不是集全国巧匠、用数年之工完成，但它们都不是翡翠制品。

翡翠四宝既然要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工程，与历史上的《渎山大玉海》《大禹治水图玉山》比肩，自然需要慎之又慎。

1982年11月9日，四块巨翠从国库武装运抵北京市玉器厂一座三层小楼内。从此，这里自成一统，封闭管理，24小时都有人轮班值守。

为了不留遗憾，轻工部先是在全国征集方案，上海、扬州的老艺人纷纷出谋划策，图纸就画了几百张。不过，在第一轮评审中，北京玉器厂的想法最多也最为具体。这不光因为王树森与巨翠有着特殊渊源，还因为这里大师云集、人才荟萃。

北京市玉器厂坐落于龙潭湖畔，这里曾是京城手工业聚集地。新中国一建立，政府就将失散的个体玉作艺人组织起来，建厂建社，从业人员达千人。1958年，在此基础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厂，不光拥有“四怪”，还有王仲元、夏长馨、高祥、张云等一批大师。

良工得美玉,那是三生有幸修来的造化。这四块巨翠犹如潜龙在渊，久隐于世，如今近在眼前，哪个玉雕人愿意错过这百年一遇的机会？

第二轮评审中，仅玉器厂厂内就收到题材设计方案39个，设计图纸78张。此后又经过39选16，16选8，8选4几轮筛选，最后按照传统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八字原则，初步议定一号料做泰山、二号料做香薰、三号料做花篮、四号料做插屏。

既然是国家工程，为什么“86工程”拖到1989年才完工？参与“四大国宝”设计制作的郭石林大师、蔚长海大师异口同声地告诉《北京日报》记者，卡在题材上了。

查阅“86工程”的档案，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先后竟达42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有的方案认为四块大料应分别雕琢，有的认为四料应合一雕琢一件整体巨制，而具体内容则有名胜古迹、革命领袖组像、著名工程、花鸟花薰、五谷丰登、太平景象等，可谓百花齐放。

1985年4月，轻工业部才将最终方案与图纸正式呈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张劲夫、田纪云等批示：同意方案并组织施工。显然，到1986年完工已经不可能，新的通知要求：作品在1989年完成，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

“86工程”正式启动后，由王树森大师领衔，5位玉雕大师分别担任4件作品的主创人。他们是：一号料陈长海、张志平，二号料蔚长海，三号料高祥，四号料郭石林。此外，还有50多位玉器厂的精英参与，涵盖老中青三代。即便是技艺超群的高手，在开工前已培训了两年半之久，相当于读了个大专。

为题材把关、参与出谋划策的艺术顾问团队更是令人惊叹：美协副主席刘开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雕塑家钱绍武、画家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华君武、徐北汀、黄永玉、郁风，书法家启功、曹辛之、祝缅，雕塑家傅天仇、刘焕章、邹佩珠，红学专家周汝昌，金石学家朱家晋，工艺美术家郑可、唐克美、张臣杰、郭效儒，玉器收藏大家马北辰，电影文学教授陈山，作家王名时，知名记者韩笑鹏……

如此庞大高端的专家阵容，足以说明“86工程”牵动了整个中国艺术界。

玉磨人，人磨玉

翡翠四宝之前，中国玉雕史上，工期最长的当属乾隆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用时6年。而“86工程”，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开工，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首次展出，整整用了8年。

这8年，人磨玉，玉磨人，从郭石林给记者讲述的4号料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

4号料虽然最小，但在四块翡翠中“色泽最美、质地最优”，是“卅二万种”的精华部分。由于翡翠呈长方体，大家一致认为是做插屏（屏风）的好材料。

插屏上雕什么图案呢？这可就考验磨玉人的境界了。

1982年11月30日，轻工业部副部长季龙亲自参加了“86工程”的第一次方案评审会。他说：“国宝不仅器型要大，更重要的是气魄要大，要做到‘一看惊人’的效果。”

听着部长的话，郭石林脑子里浮现出一幅“东方醒狮”的图像。会后，他连夜绘制了一幅草图，送给师父王树森。王树森看着画稿，默不作声，揣摩良久后开口说：“石林啊，醒狮气魄确实很大，但总觉得还不对味儿。‘醒’者，觉醒也，这是20年代中国的写照，而如今，似有不妥了……”郭石林连连点头，深深被这位老艺人的艺术底蕴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所折服。

1984年10月，为了题材设计方案，郭石林随王树森第四次上泰山，年近古稀的老艺人竟登上了泰山之顶。

他们在岱顶探海石上观云海奇景。雨后初晴，但见云海浮波涌动，诸峰时隐时现，像是海市蜃楼；忽而风力加大，只见云海开始拉长，上下翻腾，继而倒海翻江，不断蜿蜒向前……

王树森灵感一现，他一手抓住郭石林的胳膊，一手指向前方，低声喊道：“石林，你看！那是什么？”顷刻沉默，二人异口同声，几乎同时喊出了一个字：“龙！”

老人对郭石林说：“我们的方案有了，就是‘东方巨龙’！如果说‘东方醒狮’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那么‘东方巨龙’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崛起’！正合四号料插屏的题材。”

从泰山回来后，郭石林翻阅了大量关于龙的资料，搜集上百张从先秦到明清的龙纹图案，并到北京的北海、故宫观摩九龙壁，到山西大同考察九龙壁、五龙壁，画了很多张临摹图稿。

红山玉龙充满神秘幻想色彩，商周玉龙具有狞厉美与神奇感，秦汉玉龙凶猛，隋唐玉龙浪漫豪放，宋元玉龙雄奇洒脱，明清玉龙重现威猛飞扬……这让他悟出，历代的精神气质都会在龙形塑造上留下明显印迹。

1985年1月5日，杨伯达到玉器厂作题为《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的讲座，当讲到《图画见闻志》中“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一句时，郭石林突然茅塞顿开，他抓住“游泳”“蜿蜒”“回蟠”“升降”的形态特征，为飞腾的“云龙”打下基础。

“云龙九现”方案，经启功等专家审定，最终定名为《四海腾欢》。

过审当天，4号料就迫不及待地切下了第一刀。让大家感到棘手的，是原材料的右侧面有个7厘米左右的裂缝。

是否割掉有裂纹的部分？曾开会多次研讨。郭石林不同意把瑕疵清除掉，他认为玉上的瑕疵就像美人脸上的痣，处置得当不但不会破坏形象，反而能增加特殊的美感。

果然，当9厘米厚的翡翠被横切成4片2厘米厚的薄片，再重新拼接后，有瑕疵的部分在整体中已不显眼，而且正好适合镶嵌在图案中。而采取“遮绺”的方法处理，整屏面积达到了1.08平方米，实现了“最大化”。

按照宋代的工艺语言，浮雕称为“隐起”，也就是隐隐约约鼓起的意思。一般来说，这种隐起做工，高低层次大致不过二三层，四五层的甚少。而《四海腾欢》中，五六层相当普遍。龙头等层次丰富的部位均由郭石林亲自碾琢，可谓精致入微。

“86工程”顾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形容：《四海腾欢》经历了“艰难困苦”，闯过了“切料关、拼接关、设计关、雕刻关、抛光关”五关，终于“玉汝于成”，拿到了“器型最大、龙形最全、起隐最多”的三个翡翠浮雕之最。

《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又何尝不是如此殚精竭虑。正如郭老所说，要详细描述这其间的曲折，恐怕得是一本厚厚的大书才能完成任务。

2号料在切割过程中。

玉汝于成

在四块料中，最受关注的是1号料，也就是王树森早年在遂安伯胡同看到的那块。这块料重达363.8千克，玉器厂除了王老艺人外，其他人都未见过此等巨翠。

因其本身是个山形，雕琢山子最为合理，可以达到保大、亮绿的要求，但从工艺上来说，这正好戳到了北京玉器厂的痛处。作为出口创汇企业，北京市玉器厂擅长的是“平素”“薄胎”“金丝”等小而精巧的工艺，而山子代表着玉器琢制的最高水平，历史上只有江苏扬州的工匠掌握这门绝技，但在清末也失传了。

从头学做山子，当然要冒一定风险。王树森一天天坐在这块玉料前发呆，别人都在着急，就他不急，大家也只有看着他。一天，他坐在玉料前又是半天，中午徒弟把饭端来，他左手拿一个馒头，右手拿支毛笔，画了两条线说：“就这样吧！一槌定音了。”大家一看，泰山主峰出来了，马上开始做第二期计划。

陈长海是王树森的高徒，1号料的主创之一，他为山子做了4年设计，曾经雕出整件作品的模型，然而开工刚三个月，他就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了。

继任的主创张志平，是“四怪”之首潘秉衡的高徒，又经过北京工艺美校的科班培养，其风格可谓独树一帜。他大胆地将有缺陷的一面改做山子的正面，翠材的崎岖不平恰恰与泰山“十八盘”相符，那一抹绯红色，则幻化成冉冉东升的一轮旭日。

眼看玉山即将完工，陈长海却英年早逝。王树森为爱徒的早逝悲痛欲绝，不久也住进医院。住院时，他跟医生说，玉比自己的命还重要，非得回厂看看不可。

在“岱岳奇观”工作间，他先用双手抚摸着这个已有雏形的翠宝，然后紧紧握住张志平的双手不放，眼睛湿润地说：“志平啊，长海走了，这副担子全放在你身上了。我拜托了，拜托了……”好长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在国宝完成前的几个月，王树森老人与世长辞，享年72岁。虽然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叨着“四大国宝”，但终究未能见到“86工程”竣工。

王树森（前排左一）最后一次见《岱岳奇观》。

1989年11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北京市副市长吴仪、文化部副部长英若成等21人组成的鉴定验收委员会，来到了北京市玉器厂。大家一致认为，四件翡翠作品，原料之贵重、创作之精美，都为古今中外所未有，堪称稀世之珍宝。张劲夫副总理还现场作诗，盛赞“四宝唯我中华有，炎黄裔胄共珍藏”。

蔚长海告诉记者，开验收会时，《含香聚瑞》的抛光其实尚未完工，但国务院发的嘉奖令先下来了。北京玉器厂可谓全厂同庆，受嘉奖的41位艺人涨了两级工资，普通工人涨了一级工资。不过，对他来说，最大的嘉奖是国宝底座上玉底金字自己的名字。

庆功会开完，蔚长海仍闷头对作品细细打磨，直到1990年6月，《含香聚瑞》才算正式做完。做完后，这件作品就立即由军方荷枪实弹地押运到中国工艺美术馆，对公众展览。

《含香聚瑞》采用的是套料工艺，花薰的盖由主身中掏出，盖中的余料则掏出来做了底足，这种高难度技艺，充分展示出蔚长海小料大做的本事。由于中间掏空，内部的绿全部亮出来，这件花薰展示了翡翠最漂亮的色泽，杨伯达评价说，“此薰是四件翡翠国宝中最为杰出的一件精美玉雕”。

2000年9月，美国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珍宝展”。中国工艺美术馆精选出286件珍藏参展，其中《含香聚瑞》众望所归地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头戏。有报道说，它不仅吸引了无数观众，甚至美国希望用2亿美金将它买下来，但是中国给出的答复却是：“国宝重器，无价之宝”。

对于这段佳话，蔚长海只谦虚地摇摇头说，没有的事。他说，虽然曾有港商在车间说过“这东西值两个亿”，但那不是指美元。仔细一想，美国以国家行为购买，更是误传，不符合国际间交往的惯例。

郭石林大师在精雕《四海腾欢》。

玉不能言

讲到这里，“四大国宝”的故事也就到了尾声。然而，有关“卅二万种”的谜团，却仍未解答。它为什么叫“卅二万种”？它产自哪里，曾经属于谁，又是如何在百年流离中藏头现尾的？“卅二万种”在1955年以前的经历，至今没有权威说法，传说更是五花八门。

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上海解放后，有人以人民来信的形式向上海军管会举报：外国洋行的地库里藏有巨型翡翠，正欲撤离中国。陈毅一声令下，这批翡翠被拦下来，收归国库。

还有的说，解放前后，仓皇奔命的国民党权贵们，将许多来不及运上船的货物丢弃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这些货物里，就有三个木箱和一只帆布袋子。当时军管会负责清点的人员不识货，并未在意这几块石头，就直接把它们运进了仓库。

蔚长海偏向于认为，滇系军阀“云南王”龙云曾是整块玉的主人。证据就是，切割后的“卅二万种”，在其中一块上写着“龙云”二字。

还有的说，晚清年间云南官员向慈禧太后进贡了这块玉，正因如此，在作坊里制作时才能被王树森撞见。

虽然坊间传说很多，但终归只是传说。相对于流转过程，“卅二万种”少了的那一块，才更值得追寻。

时间回溯到1987年，王树森老人病重不起，当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对人说出了心中的一段未了之事。

他说，自从见到这四块翡翠，就有个疑惑：把这四块料拼在一起，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土豆”。从纹理看，被切掉的一块，起码占玉料的四分之一。

王老先生接着说，大约在50年代，他游览颐和园时，见过一幅供展览的翡翠插屏，总觉得似曾相识。现在想来，颐和园翡翠插屏和“卅二万种”的“种、水、色”以及石头纹理，两者极为相似。而且，文物局的王世襄也曾跟王树森说过，缺失的一块有可能在颐和园。

为了对这四件国宝负责，也为了却王老先生的生前遗愿，王树森去世后不久，故宫博物院、北京玉器厂“86工程”小组、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工美总公司和颐和园管理处等五家有关单位的十余名专家，组团来到了颐和园。

看到摆在眼前的6件翡翠插屏，专家们惊住了，都觉得这翠料与“卅二万种”极其相似，而且是整块石料中品质最高的部分。

“卅二万种”真是贡品，并被慈禧太后做成插屏了吗？核查颐和园文物档案，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都没有对这些翡翠插屏的记载。

查找1949年之后的记录时，才发现了简单的记录：1949年初，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逆产”，没收一批珍贵玉器，先贮藏于北京西郊公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后根据中央首长指示，于1951年移交颐和园。“逆产”是谁的财产？作指示的中央首长又是谁？参加鉴定的专家发现，要探究复杂莫测的历史渊源，已然超出了专业领域。

有一件翡翠插屏，还被考证出是刘启珍老艺人的作品，但老艺人1956年就过世了，这件作品究竟是何时所做，受谁所托，也就没了确切的证明。

不过，在专业范围内，经过审慎比对，充分论证，参与研讨的大部分专家发表了肯定意见：颐和园翡翠插屏，原材料取自“卅二万种”。据估计，这部分原石重量应该在300公斤以上，加上四块翡翠的803.6公斤，“卅二万种”翡翠原石的总重量逾千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重的一块高品翡翠原石。

越是专家感到棘手，越能在民间激发兴趣。至今，人们对“卅二万种”的考据仍在进行中。著名作家白描曾在云南多地实地探访，他推断，“卅二万种”极有可能是云南六大名玉中的振坤玉。

据传，一个叫王振坤的人1910年在缅甸挖到一块2000斤重的翡翠，因为难以运输，只能切割成五块，运到上海。王振坤本想以100万两白银出手，但很难找到买家，后来他以20万两白银，将玉石抵押给了天顺祥商号。由于战乱，王振坤并没有去赎回，这块玉也随之消失了几十年。不过，名玉的历史多是口口相传，谁也拿不出有力证据。

至于为何有“卅二万种”这个奇怪甚至神秘的名称？即便是“86工程”超豪华的专家团队，也只能猜想：或与厂口产地相关，或是岗税徵记，或者就是交易价格。

玉不能言，不然一定会有更传奇的故事浮现。不过，在磨玉人心里，这块玉堪称是“大地的舍利”，它是有灵气的，不然为什么偏偏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世呢？

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回望北京玉器厂的历史，之前还没有解放思想，也没有人才储备能完成如此巨制；国宝出世之后，玉器厂又受市场大潮冲击，从辉煌到衰落也就是几年间的事情。北玉一度在破产边缘挣扎，如今虽然建制尚存，但整体的技艺水平却已不同往日。

更难得的，当时的磨玉人“心里特别静，就知道埋头干活，很专注，也很快乐”，蔚长海说，他把自己最黄金的8年交给了一件作品，这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里是难以想象的。

内行都知道，玉雕里包含着一种气息，一种态度，领会了这些，才叫懂玉。而玉雕的意蕴，是以人的境界为基础。这几件玉器之所以能够升华为巅峰之作，离不开中国八十年代的蓬勃气象，也离不开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对慢工出细活的尊重。这种慢对“卅二万种”而言，反而是一种福气。

参考资料：《秘境》《二十世纪中国玉坛上的伟大创举》《海阔天长》《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孙文晔

流程编辑：孙昱杰

标签： 天霸翡翠鉴定方法